今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新教材反映日本政府近年的教科书审定政策，其中对战争叙述方式的变化引发日本社会有识之士不安与批判。5月31日，日本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战后80年，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战争”主题研讨会，探讨战后80年日本历史教育的应有之义。

　　“老师，我想弄明白，之前那些战争是怎么爆发的？”研讨会主办方“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事务局长糀谷阳子分享了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她心间的一次提问。糀谷曾是一名中学教师，当时一名女学生在历史课后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一直在讲日本在战争中的受害情况，但也许忽略了更重要的问题——战争为何发生，日本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糀谷说。

　　“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世纪”长期关注日本教材审定与战争历史的记叙问题。当天的研讨会上，教材编写者和研究者以及曾经的一线教师对比了不同出版社的日本历史教科书记叙方式。

　　糀谷说：“此前我们主要批评育鹏社、自由社、令和书籍这些出版社的极端右倾教材，这次我们试着比较了其他‘相对安全’的教科书，但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记叙变化。”

　　记者查阅主办方制作的教材对比资料时发现，目前在日本初中采用率最高的东京书籍和帝国书院两大出版社（合计覆盖率近80%）所编教材，在战争加害责任的记叙上存在明显弱化。例如，在谈到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章节中，帝国书院出版社使用“南京事件”一词，写道“在南京，除了士兵，还有很多平民被杀”，并没有明确指出加害者身份；东京书籍出版社虽在脚注中提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说法，但两者均称“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

　　有关“慰安妇”问题，上述两家出版社教材均未使用“慰安妇”一词，仅以被占领地区女性“受到动员”“在战地被迫工作”等措辞带过，丝毫不涉及她们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本质，也未说明其中的制度性强制背景。

　　“我读完的第一感受是，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将‘慰安妇’的实际情况隐藏在模糊的表述中。”糀谷说。

　　这一删改倾向与近年来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定政策密切相关。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等表述认定为“不恰当的教科书用语”。文部科学省随后要求修改相关教材，甚至包括已发放的教材。相关方针延续至今，持续影响着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战争责任、历史事实的表述。

　　糀谷还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在结构安排上的“心思”同样值得警惕：“当前多数教材将1931年至1945年的‘日中战争’与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人为割裂，中间插入二战章节，使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整体脉络被切断。这种写法会让人觉得，日本是在某种国际局势下被动应战。”

　　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上述动向引发一些日本历史教育界人士的担忧。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前委员长石山久男指出，近年来右翼阵营的策略已发生转变，从原先推动极端右倾教材“扩大采用”，转向推动所有教科书整体右倾，这是当前教科书问题的核心所在。

　　石山告诉记者，随着战争亲历者陆续离世，战争的真实记忆正在慢慢淡去，“许多日本人对战争缺乏具体而清晰的认识，甚至有人觉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

　　曾在埼玉县一所中学任教的芳贺和夫告诉记者，以前的教材会明确写“日本侵略中国”，但如今这些表述都被“满洲事变”或“日中战争”等说法取代。“这是在模糊战争的本质。”

　　在他看来，历史教育不能回避沉重的事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尽管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频频鼓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但历史学界已有充分研究成果，确认发生过大量平民和战俘被杀害的事实。“教材应当反映这样的历史研究成果，课堂教学当然也应如此。”

　　“如果孩子们不了解战争发生的过程，就无法对现实抱有危机感。”糀谷说，她希望学生能在课堂上与历史相遇，通过理解战争的起因，学会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现实。

　　历史未必会重演，但遗忘历史的代价往往是沉重的。在二战结束80年后的今天，如何面对过去、思考现在、守护未来，依然是摆在日本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